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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景康:中国纪实摄影的奠基人

来源:yunhaisheying    发布时间:2018-04-14 21:30:40

方成


毛泽东在延安。  郑景康(资料图片)


红线女


    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样一位伟大的纪实摄影家。他,祖籍中山,出生于上海,他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实业家和改良主义者郑观应的第四个儿子郑景康。他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为蒋介石和毛泽东拍摄了肖像照片的摄影家。笔者经过几年的搜集、整理大量的资料和走访相关人士,试图还原这样一位应该被中国摄影界永远铭记的伟大人物——郑景康。
■违背父愿爱上摄影
    郑景康1904年生于上海,父亲曾经司职上海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和粤汉铁路公司,创办贸易、航运等企业。由于这样的经历,晚年的郑观应希望儿子郑景康能够和自己一样从事商业活动。1920年,郑观应决定将上海南洋大学附属中学毕业的郑景康送进了当时的上海商业专科学校就读,期冀他未来从事商业贸易。
    两年后的1922年,郑观应去世,郑景康放弃父亲的商业梦,开始追逐自己的艺术梦想。他于1923决定考入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了绘画的基本理论和技法知识,同时对摄影这门新兴的艺术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他的摄影艺术人生。1930年春,为了能独立从事摄影艺术事业,他变卖了父亲留下的一笔遗产,离开上海到香港开设 “景康摄影室”,专门从事人像摄影,从而为以后的摄影艺术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郑景康阅读了大量的西方纪实摄影的书籍,接触了当时西方的摄影理念,包括各种外国的摄影画报和艺术年鉴,观摩到许多绘画和摄影展览,西方的摄影思维给郑景康巨大的冲击,他觉得摄影除了可以拍摄人像之外,还可以关注社会。同时,在这一时期,郑景康的英语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这为他后来从事摄影事业提供了重要的帮助。1932年郑景康回到内地,从人像摄影室走进社会生活和自然领域,利用4年时间先后游历了广东、上海、北平、天津等地,其作品在《良友》、《时代》、《晨报画刊》等刊物发表。1936年秋,郑景康再度去香港,从事摄影活动。1937年7月,抗战爆发。神圣的反侵略的炮火,震撼了全中国,也震荡着郑景康的心。他在香港再也待不住了,决心回到内地参加抗战,用手中的相机贡献自己的力量。
    1938年初,他离开香港时,与漫画家廖冰兄同行,到武汉后参加叶浅予率领的漫画宣传队,做抗日宣传工作。不久,因国民政府隶属的国际宣传处急需人才,经朋友介绍,郑景康去那里工作,任摄影室主任。国际宣传处是负责对外宣传的机构,经常组织中外记者进行采访活动。郑景康在那里待了一年,由于工作需要他拍摄了大量的蒋介石活动的照片,但国民党的黑暗腐败使他失望,特别是他想上前线去拍摄抗战的抱负得不到实现,摄影活动处处受到艰制,他苦闷异常。1938年6月,蒋介石下令炸开了黄河花园口,泛滥的黄河水使80多万人死于非命,当时郑景康陪同国外记者去花园口采访,主要是担任翻译工作。这件事情让他彻底与国民党决裂。1939年4月,他在重庆辞去国际宣传处的职务,寄住在文艺界进步朋友的宿舍里。
■回到延安实现梦想
    1940年12月,经过徐冰、张颖同志的安排,郑景康秘密见到了周恩来和叶剑英同志。经过谈话和考察,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郑景康迅即秘密离开重庆,转赴西安,踏上了去革命圣地延安之路。
    1941年1月,郑景康搭乘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汽车,抵达向往已久的延安。他被分配到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担任摄影记者。1942年,他在延安军人俱乐部,举办个人摄影展,名为“抗日初期之一角”。毛泽东、任弼时、李富春等先后观看,毛泽东称赞他:“能抓住动态”。 1942年春天,郑景康凭借自己的经验和学识,撰写了《摄影初步》一书,成为重要的摄影教材。
    1942年5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郑景康作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唯一被邀请的中国摄影界代表参会。大会召开时,毛泽东走到郑景康跟前时,郑景康激动得站起来自我介绍:“我是照相的,叫郑景康。”在一旁介绍的周扬还是补充介绍道:“这是从重庆国民党总统府来的摄影师,曾给蒋介石照过相。”毛泽东很有礼貌地与他握手致意。郑景康作为摄影界代表参加了大会,聆听了主席的讲话,深受教育和鼓舞。他在会上积极发言,就如何开展摄影工作提出了三条建议:一是举办摄影训练班,培训人才;二是建立摄影通讯网;三是成立图片资料室。
    和同时期的中国摄影家相比,郑景康与沙飞、石少华等人有着完全不同的经历,香港学习的经历和在国民政府任职的经历让郑景康在这个时期拍摄任何一张照片时,思维的睿智和准确判断让他的作品与众不同。1944年,他为毛泽东同志拍摄了第一张标准像。1945年8月在延安机场拍摄了毛泽东同志赴重庆谈判时的《挥手之间》。这两个事件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49年 9月,开国大典前夕,中央决定在天安门城楼上悬挂毛泽东主席的画像。周恩来派人送来几幅战争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生活照供毛泽东挑选,毛泽东—眼就看中了这张他与朱瑞的合影。两天后,经毛泽东建议,将这幅合影中的自己放大加工,在开国大典时悬挂于天安门城楼上。那是毛主席和正在延安组建炮兵学校的朱瑞同志沿延水河边散步的时候,由摄影师郑景康在无意中给他们留下的难忘纪念。
    而《挥手之间》更是当时两党之间的大事件,郑景康曾经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工作,此行承载的历史意义非同寻常,他和徐肖冰、吴印咸三人都拍摄了当时的情况,但最为精彩,准确定格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时在上飞机时依依送别的挥手镜头的还是郑景康拍摄的。对这样的事件,他有着非同寻常的敏锐。
    1945年11月,郑景康跟随胡耀邦同志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先后在我军晋察冀画报社、山东画报社、东北画报社从事摄影采访并担任摄影的领导和培训工作。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3月,郑景康调入北京,参加新闻摄影局的筹建工作,任研究室主任。1952年4月,新闻摄影局撤销后,郑景康调入新华社摄影部,任特派记者兼研究员。1958年4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景康摄影集》,这是郑景康从历年所拍作品中选出的,年代跨度从1938年至1956年。它是建国后出版的第一部摄影名家个人作品集。就是这本《景康摄影集》让康生抓住所谓的“政治”问题:把国统区、解放区、新中国三个时代的照片编在同一本书里而受到迫害。于1978年8月23日去世。
■将摄影提升至美学高度
    笔者经过几年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对郑景康在摄影领域的理论贡献进行了不断思考和研究,认为他在中国摄影领域的贡献大于同时期任何一位摄影家。主要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摄影的真实性问题。郑景康认为:“摄影就是用摄影机把我们需要记录的人物或者事件拍摄下来,在照片上留下一个千真万确的影像”。这是他对摄影真实性最准确的诠释。作为同时期众多的摄影家,他能够客观的评价摄影的功能。笔者分析,主要得益于他的学习经历。他从上海工艺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先后于1930和1936年两次到香港学习,大量接触西方的摄影理念,他的思想非常开放。这一时期,香港的沙龙摄影非常流行,纪实摄影活动正在兴起,给他触动最大的是,他在香港看到外国人拍摄的中国人,都是“缠足女人,留着辫子的懦弱书生,容貌憔悴的女工,苦容满面生气毫无的劳动者,不文明的服装,无趣味的生活等等”。这虽然是当时中国的现实,但这并不是全部,因此,他从热衷于人像摄影中转变观念,用镜头记录当时的中国。这是他回到大陆,进入国民政府开始摄影的原因。当时的沙飞、石少华、吴印咸等还不具备这样的视野。第二,摄影的抓拍问题。郑景康认为,“摄影的成败,取决于一瞬间。但这一瞬间,却包含着作者的思想,生活和技巧三方面造就的总和。”这是非常经典的总结,也与法国著名摄影大师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一脉相承,他和布列松是同时期著名的摄影家。以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他的摄影展举办期间,毛泽东观看后评价:“能抓住动态”。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郑景康拍摄了许多经典之作,包括第一幅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悬挂的肖像,毛泽东启程去重庆谈判的《挥手之间》以及《齐白石》的肖像等。同时,郑景康强调:“必须找典型”,“在平时的自然和必然的运动中”,“观察人的个性”, 在他看来,好的人像照片“就是活生生的表现”,“是活生生的抓住动态,而不是死板的”,“一幅只能形似而不能传神的作品,是没有灵魂的”。这些重要的观点应该是中国摄影的里程碑!可惜后来由于意识形态的问题,中国摄影界曾经对“真实性”问题,“抓拍与摆拍”问题开展过不少的讨论,也走了不少弯路,最终还是回归到了郑景康当时的理论上。第三,任何摄影形式都是为表达的内容服务的。郑景康认为:“摄影的特点是什么?就在于它面对现实生活,直接以生活自身的形式反映现实生活。”郑景康说:“摄影必须是技术加艺术的修养,再加上政治上的认识和立场,通过合乎真理的表现方法,才能表现真正的美”。这里的“自身的形式”和“技术”就是指的是摄影的形式,而 “现实生活”和“真正的美”就是内容。他已经将摄影上升到美学的高度进行解释。他还指出,“拍摄照片应该从实际出发,既忠实于现实的本来面目,又注意发挥摄影的特性,不玩花样”。“实际”就是他要表达的具体内容,而“花样”就是形式。因此,摄影一定不能玩花样。
    郑景康是具有鲜明个性和独特风格的摄影家。长期的艺术实践,形成了他的摄影作品的艺术特色,那就是真实、自然、生动,具有强烈的 “时代精神和生活气息”。他善于抓拍,深入观察和选择,眼疾手快地抓取动人的瞬间。对于摄影艺术,他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论的阐述,主要内容都体现在建国后他出版的著作《摄影创作初步》《新闻摄影讲义》和其他文章中。


记者手记
历史不应湮没大师的光辉
    为了研究郑景康对于中国新闻摄影的贡献,笔者研读了大量关于他的文章以及相关著作。2010年5月和10月,先后在上海图书馆查阅了相关一手资料进行研读;2011年3月,在北京图书大厦翻阅大量关于郑景康的资料,先后采访了郑景康的侄孙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郑克鲁、著名摄影评论家鲍昆老师、著名纪实摄影理论家胡武功老师、原《中国摄影》杂志主编闻丹青老师以及新华社高级编辑陈小波等人。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对郑景康的摄影事业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研究。在横向研究中,发现他与同时期的沙飞都曾经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读书,沙飞是师弟,1936 年就读,而郑景康 1923年考入这所学校就读,郑景康比沙飞大8岁。郑景康两次在香港学习和工作的经历以及在国民政府工作的经历是沙飞所没有的。因此当郑景康来到延安的时候,他和这个时期的沙飞、石少华以及吴印咸等摄影家相比,郑景康的视野更加开阔,学习经历更加丰富。同时,这一时期的活跃在西方的著名摄影家的观念都对郑景康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的摄影理论与法国的著名纪实摄影家布列松等人基本相似。纵向而言,这一时期,著名摄影家郎静山(比郑景康大10 多岁)在香港从事画意摄影,郑景康当时在“景康摄影室”从事人像和纪实摄影。因此他对中国纪实摄影的贡献应该巨大的。再后来就是著名摄影家刘香成等人的纪实风格摄影以及上世纪80年代前后开始的我国纪实摄影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郑景康就是我国纪实摄影的奠基人。
    由于沙飞的女儿王雁这些年在不断整理父亲的资料,使沙飞在当代受到了很好的重视。郑景康一生孤身一人,加之他的很多底片先后遗失,后人对他的研究非常缺乏,事实上,郑景康同样应该受到我们的重视和敬仰。他将毕生贡献给了中国新闻摄影事业。到目前为止,他的研究以及相关资料的保存都非常欠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仅以此文献给我们尊敬的摄影前辈,伟大的摄影家郑景康!
    配图为郑景康作品。

(From:中山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