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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先驱(二)

来源:duanshu300    发布时间:2019-05-23 10:47:17

这是短书集158篇文章,是讲述一位先驱人物的。


解说词:《孤独的先驱》发布之后,我一直留意阅读数量。和我预期的一样。这不是一篇讨人喜欢的文章。除了文章本身的长度之外,还有文章中涉及到大量的中国近代史的内容。如果不从这个大背景去理解的话,是很难想象这位先驱人物是如何踏出这一步的。


不过这篇文章我还是想分享完毕。针对容闳先生的功绩。在本文中有更突出的描述。在这里我想讲一段与本文无甚关系,却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故事。在近几年有一个名为彼得 海勒斯写的书非常深得人心。他的中文名为何伟。他也是《中国三部曲》的作者。这个三部曲中包括《江城》、《寻路中国》、《甲骨文》。同时还有一部杂集《奇石》。他的太太也写就了一部书《工厂女孩》。这几本书记录了从上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二十年间的观察。这几本书有一个专业的名词:非虚构作品。


而我要讲述的故事这只是一个引子。何伟的父亲是美国一所大学的教授社会学专业的教授。何伟父亲的老师则是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国人。这位老师在上世纪六十年的美国大学的学术圈中非常著名。而这位老师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去美国的。这位老师的父亲则是“大清国庚子赔款赴美留学幼童”中的一员。


如果细看何伟的这个故事的时间跨度,大约花费了一百年的时间。而这是不是印证了“百年树人”的道理呢?





《孤独的先驱》 (二)  作者:聂作平


夭折的新人计划


经过长达五个月的航行后,容闳于1855年初夏回到了阔别5年的中国。然而,刚抵澳门,在异国时曾魂牵梦绕的祖国却给了他兜头一瓢冷水:容闳非常震惊地看到,一大群华工,被贩卖他们的船主将其辫子一个接一个地绑在一起,结成一串,如同驱猪赶羊一样送往囚室。


多年以后,容闳在回忆起同胞的牛马惨状时,“犹为鼻酸。”紧接着,两个月后,当他在广州见到另一幕时,更是对这个暴戾横行的国度深感绝望,而这绝望,也催生了他培养“新人”以改变这个国家的计划。


容闳回国的1855年,广东暴发了天地会起义,两广总督叶名琛在天地会主力撤走后,搜捕到部分起义人员和大量普通百姓。这些被俘者数量庞大,叶名琛将其中大部分人不分轻重,统统处死,其中在1855年夏天于广州城内处死者就达7万余人。


这年夏天,容闳恰好在广州,他所居之处距刑场仅半英里,这个已经习惯用美式思维思考问题的青年悲愤地看到了血流成河的刑场,地上的泥土因鲜血浸染,已变成赭色。道旁堆满了无头的尸体,时值炎夏,尸体腐烂,远近臭不可闻。心驰神往的祖国给这位海外游子上的这堂课,就是嗜血暴政下的民命如草。


为此,容闳“神志懊丧,胸中郁闷万状,食不下咽,寝不安枕。”在容闳心里,产生了对包括天地会和太平军在内的农民起义的同情,甚至一时间有前去投奔太平军的冲动。――几年以后,他真的和两个美国传教士一起,从上海出发,深入到太平军统治地区并抵达南京。


在南京,他拜会了早年在香港有一面之缘的干王洪仁玕。应该说,直到在见到干王之前,容闳都对这个当时已据有东南半壁江山的政教合一政权抱有幻想――他希望在那里实现自己的抱负,即容闳在回忆录中指称的“南京之行,本希望遂予夙志,素所主张之教育计划,与夫改良政治之赞助,二者有所借手,可以为中国福也。”


为此,他向干王献上了七条新政措施。但是,干王虽然和容闳逐条商讨,却没有采纳的可能。并在容闳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派人给容闳送来一枚印章――封赠容闳为“义”爵。容闳深感诧异,同时还隐约觉得人格受到了侮辱――干王把他的南京之行,看作是凭籍曾有的一面之缘,想捞个一官半职。


南京之行,粉碎了容闳对太平军的幻想,他将太平天国比喻为埃及石人――埃及石人首有二面,太平军也含有两种性质:一面是草根革命的正义与合理,一面是游民与迷信的落后和破坏。


他认为,“太平军之行为,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也就是说,太平军完全无法担当起改变这个僵化国家的重责。容闳通过“太平平一役,中国全国于宗教及政治上,皆未受丝毫之利益”的判断,进一步得出结论,自战国以来两千年间的中国的所谓革命,其实质都不过是一家一姓的兴废,对于国体及政体,几乎从无重大改革。


值此衰弱季世,一个受过良好教育而深知国家及民众祸在旦夕的知识分子,他心灵的煎熬和痛苦要远胜他人。在回国后的10多年间,容闳先后在海关做过翻译,在洋行做过书记,开办过经营茶叶的公司。他必须像个俗人一样地劳作,以便养家糊口。


但另一方面,他从未停止过寻找实施西学东渐计划的机会――正如他多年后夫子自道的那样,以他在美国驻广州外交使节伯驾处任书记时的想法,“欲借伯驾力识中国达官,庶几得行予志。”


无疑,在欧风美雨中长大成人的容闳面对的100多年前的中国――这个国家的腐败、没落和愚昧,其程度远远超乎他的想象。绝望的现实足以令清醒者发疯,也足以令先驱者发愤。


多年社会历练后,容闳更加坚定地认为,要改变中国现状,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培育“新人”。具体做法则是以点带面,从少数的留学精英开始,把他们培养成社会主流和意见领袖,使他们所秉承的西方普世价值取代中国传统价值观。


但是,容闳明白,这样的计划太过疯狂,注定不会被当局认可。因此,当旧友把他力荐给两江总督曾国藩时,容闳并没有把留学计划抛出来。他为曾国藩到美国购买新式机器,为此耗时近两年。当曾国藩视察江南制造局引进的新式机器时,容闳趁机向他提出附设兵工学校的建议――这只是容闳留学计划的第一步。


直到容闳41岁那年,他的以塑造新人为目的留学计划才终于得以正式向朝廷提出:在这份条陈中,容闳明确建议,选派出国留学幼童首次以120人试行,此120人,又分四批,即每年派送30名。留学期限为15年,学生年龄,以12到14岁为最佳。


容闳的条陈是通过丁日昌转给军机大臣文祥的,但条陈送上去后,迟迟没有回音。原因之一是文祥不久就丁忧回乡;原因之二则是这个留学计划太过超前――就在前一年,大学士倭仁才上奏皇帝,坚决反对同文馆招收科举正途人员,更反对中国人拜洋人为师。这位大学士提出所谓“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这种似是而非的空洞说教,却在朝野中具有相当话语权。容闳的留学计划无疑被认为走得太远。


容闳为条陈石沉大海而沮丧不已两年后,天津教案发生,他成为负责处理此案的丁日昌和曾国藩的助手。在此期间,他的留学计划得到了开明的曾国藩的力挺。当年年底,清政府正式批准留学计划。多年梦寐以求的理想终于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容闳的兴奋可想而知。


在此之前,当获知曾国藩将连同丁日昌等四人联衔入奏时,容闳的反应是:“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僵卧床笫间。”而此事一旦获得清政府批准,容闳深知其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将于中国两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


――容闳的说法并没有夸张,在一个以天下共主、世界中心自居的国家,散布远近的他国,统统不过是不服王化的东夷西戎北狄南蛮。虽然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迫于列强压力,不得不在和各国打交道时,以平等地位对待,并半推半就地成立了处理各国事务的总理衙门。


但在斯时国人心中,夷人依然是不可信更不足学的,他们不过是比咱们多了些咱们不屑的奇巧淫技罢了。而现在,中国人不仅要向西方学习,而且这种学习竟然是选派幼童远赴西方,把学习从娃娃抓起,这在国人中激起的反响,如同油锅里撒进了一把盐。可以说,从留学计划被批准的那一天起,反对的声音就从没停止过,想抓留学计划辫子并将其扼杀的官绅大有人在。


很多时候,对先驱的围攻会给那些蒙昧者带来欲仙欲死的道德快感,为了这种道德快感,他们不惜把先驱污蔑为异端邪说。容闳早年即受洗入教和多年美国生活的历史,使他更容易被认为是异端。异端之外,还容易扣上另一顶帽子:汉奸,变华夏以迎夷狄的汉奸。


先驱如同未婚先孕


招收幼童的工作并不顺利。1871年春天,容闳由南京抵上海,设立了幼童留美预备学校,开始招收第一批30名幼童。但是,在当时,不要说王公贵族不可能把孩子送到美国留学,就是一般读书人家,也视科举为正途,绝不会萌生中止科举正途而就夷人学夷务的念头。至于普通老百姓,也舍不得自己的孩子远行万里。


在上海没招到足够的幼童,容闳只得回了一趟老家。广东毕竟是得风气之先的沿海,儒家思想的影响既未如内地之深,底层民众向来也有出海谋生的传统。这样,在首批30名幼童中,广东一省就占了24人,而容闳的老家香山一县,有13名之多。


招收的幼童先集中于幼童出洋肄业沪局,相当于出国前的预备学校。在短期的甄别和培训后,1872年8月11日,30名幼童从上海启程赴美。这无疑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盛事,可惜后来者却早已将其遗忘。


从那时起到20世上半叶的大半个世纪里,国人出洋留学蔚然成风,无数企图为家国而谋的有志之士,无不把向西方学习当作使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终南捷径。饮水思源,这个日子无疑值得镌刻人心。


1872年的中国,仍然是兵荒马乱的多事之秋。是年,左宗棠用兵西北,岑毓英攻破杜文秀占据的大理,贵州有苗族起义,海南有何亚万作乱,日本侵吞原系中国藩属的琉球,对幼童留学起过重要作用的曾国藩也于是年去世。


在众多官绅的指责和非议下成行的这30名来自农家的幼童,他们远涉重洋的异国留学,便显得无足轻重,甚至有些不合时宜。而放眼全球,这一年全世界还发生了如下事件:日本建立国家银行。马克思《资本论》出版俄文版。一条海底电线把印度与欧洲联系在一起。美国成立黄石国家公园,这是世界上的第一个国家公园。


容闳没有与这些幼童同船赴美,他早在此前两月就先期成行,以便为即将抵美的幼童们落实食宿和入学。带领这些幼童的,是一个叫陈兰彬的官员。进士出身的陈兰彬原本在刑部任侯补主事,出洋时的身份是幼童出洋肄业局委员。


原来,清政府始终担心西化的容闳会把幼童们变得像他一样西化。考虑再三,决定以陈兰彬这位出身翰林的宿儒为正职,以求对幼童言传身教,广施影响,使这些幼童习欧美之技艺而怀儒家之志趣。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就像刻舟求剑一样不近情理。


显然,儒家传统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的修齐治平的人生观,积极引导士大夫塑造正直刚毅敢负责任的人格,是以造就了历代多如牛毛的贤臣良士;另一方面,当清季之时,时局陡然一变,面临千古未有之大变革时,再抱所谓夷夏之大防,轻则胶柱鼓瑟,迂阔无能,重则误已害国,沦为保守派顽固派。


陈兰彬正是这样的代表人物。作为一个饱读四书五经,却对世界大局一片盲然,且“夙昧洋文洋语”的中国士大夫,陈兰彬的识见与容闳格格不入,也才有了后来幼童中途废止的憾事。


幼童们抵达美国后,为了尽快掌握英语,熟悉社会,他们三五不等地寄宿在美国普通民众家里。这些10多岁的少年,如同一张张无暇的白纸,最能描绘全新的图画。很短的时间里,他们即掌握了英语,同时也接受并喜欢上了美式生活。


容闳与陈兰彬之间的第一次冲突也随之来临:幼童们悉数脱下长袍,换上西服。在容闳看来,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事情。但在陈兰彬眼里,脱下象征儒家传统和中国士大夫身份的长袍,改穿夷服,简直就是数典忘宗的咄咄怪事。更令陈兰彬愤怒的是,不少幼童竟然加入了在他眼里几乎和邪魔外道可以划等号的基督教。容闳则认为,信教与否乃个人自由,根本就没有权利横加干涉。


幼童们除了在美国学校的学习外,每逢朔望之日,均要在由清政府出资修建的留美幼童肄业局里,由陈兰彬率领,向着北京的方向行三叩九拜大礼,以示对那个远在万里之外的皇帝的效忠。


此外,每过一段时间,还要集合幼童们宣讲圣谕。所谓圣谕,就是历代清朝皇帝的训令。这种类似于时政报告的政治学习,其宗旨只有一个,那就是幼童们必须对清政府效忠,对清朝皇帝效忠。否则,即便学业有成,也毫无用处。


如果说陈兰彬与容闳之间的矛盾,大抵还只是观念之差而引发的只限于识见上的争端的话,那么,当陈兰彬升任首任驻美公使后,接替其委员位置的吴子登,其与容闳之间的交锋,就不仅是观念的殊异,而是从一开始,这位留洋委员就铁了心要终结留洋。


事实上,后来容闳计划中年复一年长期实施的留洋计划,仅派出3批幼童且在绝大多数幼童还没大学毕业,甚至还有相当部分没考进大学时,就不得得半途而废,这其中,吴子登所起的作用最为明显――他是清政府派到美国负责幼童留学的最高官员,他的意见更能左右朝野。


此外,吴子登的作派乃典型小人之举,他看不惯容闳的西化,包括他娶的老婆是美国人,更看不惯容闳对幼童的平等对待,但他从不向容闳明确提出,而是不断向北京打小报告。这些小报告,无不上纲上限,耸人听闻。总之一句话,必欲结束幼童留学而后快。


容闳后来总结吴子登对朝廷打的小报告,说是吴认为“此等学生,若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因此,“欲为中国国家谋幸福计,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能早一日施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


吴子登的小报告引发了国内官绅们对留学的新一轮攻讦,江南道御史李士彬认为留学生“抛荒本业,纷纷入教”,而驻洋委员――显然特指容闳一人――“毫无管束,放任所为”。原本支持留美计划的恭亲王也改变了看法,指责留学生“远适异国,路歧丝染,未免见异思迁。”


曾国藩死后,留美计划的幕后支持者乃曾的弟子李鸿章。在李的政敌们看来,打留美这张牌,就能顺带就打击李鸿章,而李鸿章为图自保,也不便再对留美说句公道话,甚至要求容闳不要再去管留美事务所的事情――其时,容闳已兼任驻美副使。正是在举国均对幼童留美持批评意见,仿佛真正掌握在大多数人手里的情况下,清政府一纸命令,结束了容闳和幼童们的留学梦。


在官员们围绕留美计划而互相攻讦的表象之下,幼童们之所以学业未成即被匆匆召回,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容闳要培养的是从思想到技艺,从习俗到性格都焕然一新的“新人”,而清政府中即便是李鸿章这样的开明洋务派,要的也不过是掌握西方先进技艺的技术人员甚至工匠,当这些技术人员有可能像他们担心的那样数典忘宗时,他们的态度是宁肯不要。


尽管包括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和美国前任总统格兰特等人出面劝告,但尚在美国读书的96名幼童――其中仅两人大学毕业,62人尚在大学,32人还在上中学――统统于1881年被召回国。


容闳萌芽于青年时期的以留学而塑造新人而改变中国的计划,至此永远搁浅。但是,容闳的努力并非完全没有成效,在这90多名幼童中,后来有16人成为外交官,14人在铁路任总工程师或高管,其中包括众所周知的詹天佑;17人成为海军将领,其中两人升至海军元帅;15人在当时被认为是高科技的电报局任职;12人进入政界,最低的担任知县,最高的担任国务总理,此外还有4名医生,6名矿山工程师,2名海关官员…


在幼童留美计划划上一个令人沮丧的句号后,容闳还将多次来往于美国和中国之间。他还将为那个对他一直抱有戒心的祖国殚精竭虑:他将因中日甲午战争而向张之洞建议借款募兵,并为借款奔走英伦;他将因支持百日维新而遭到朝廷通辑,不得不躲入使馆;他将在由唐才常以救国保种为宗旨组建的国会中被推为会长;他还将因偶然结识孙中山而成为孙的支持者……


多年以后,一个秋雨绵绵的下午,我行走在容闳的故乡――已经从当年一个破败的乡村升格为镇的南屏。满耳难以听明的粤语里,我一厢情愿地以为,像容闳这种曾经深刻影响过他的时代的划时代人物,他的故乡,一定能找到许多和他有关的东西:比如纪念馆,比如故居。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在问了不下十个人之后,才找到了据说是容闳故居的西大街三巷一号。但是,所谓故居,其实只余下了两堵残破的短墙,夹在众多的建筑之间,显得如此不合时宜。就像它曾经的主人,在一大群满口天地君亲师却从来不睁眼看世界的士大夫中间那么不合时宜。


当全社会都以经济效益为核心时,是没有人会记得住像容宏这种思想先驱的。先驱如同未婚先孕,总是因不合时宜而被当作笑柄――不是先驱曾经的理想已经实现,而是这理想已经无人延续。换言之,我们可能有着一个半世纪前的种种困境与危机,却没有一个半世纪前虽万千人吾往矣的容闳这样的先驱。在没有先驱的时代,漠视甚至蔑视先驱就成为凡夫俗子的集体无意识。



请仔细阅读本篇文章最后一段。@Andy l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