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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徒手忆思想改造:一定要保自己 谁都没有干干净净的

来源:jsctshipinjia    发布时间:2019-04-13 19:23:07

陈徒手忆思想改造:一定要保自己 谁都没有干干净净的






陈徒手在北京档案馆手抄了几十万字档案。这些档案,有的人恨不得永远埋起来。这时陈徒手就像一个盗墓者。


挖出来的值钱货攒了好几年,放进新书《故国人民有所思》,写新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当中的种种难堪。


黄宗英曾经打电话给陈徒手:“冯亦代看了你这本书,看哭了。书中说到的这些人都是他的熟人,但是你说的这些事他又不知道,所以哭了。”书是2000年出版的《人有病,天知否》。2013年5月,该书修订版出版,同期出版的还有新书《故国人民有所思》,讲述11位大学教授1949年后“思想改造”的过程。


1990年代,陈徒手在中国作协档案室用纸笔抄录了几十万字的档案。“主要是会议记录,还有作家来信、交代、检查。每搞运动就留下一堆。”


1957年“反右”,中国作协开了二十多次大会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会上常常状况不断,有人骂,有人哭,有人闹。一次会议,天津女作家柳溪当众揭发陈企霞,指认陈曾和自己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床笫之间的细节也一一抖落。全场愕然。


陈徒手抄到这份会议记录,大感震撼:“这大概是最残酷的一次,原本都是老朋友,当着面争得你死我活,拿最恶心的事情来治你。”


为了整陈企霞,作协党组书记刘白羽专程去天津动员柳溪来现场。陈企霞任《文艺报》主编,原本“很神气、很坚持的一个人”,一下垮掉了。


陈徒手总结:“反右是一个战役套着另一个战役,一个人套着另一个人,好像都有安排。”先反丁玲,再是冯雪峰,回头再斗丁玲。最后开会表决是否开除丁玲党籍,丁玲自己也举了手。


《人有病,天知否》用到的档案材料不及他抄录总数的一半,绝大部分信息是首次公布。


2001年开始,陈徒手“转移”到北京档案馆开抄,纸笔渐渐由电脑取代。《故国人民有所思》里涉及的全部史料就来自这些档案,“没有随意的想象,随意的扩充”。


《梁启超传》作者、评论家解玺璋评价:陈徒手的当代知识分子研究,始终依托大量的官方材料和原始档案,无一字无来历。


赶上“运动的整套模式”


1961年出生的陈徒手自称“政治化的一代”。初、高中正逢“文革”,读书的时间极少,上午上几节课,下午全体上街看大字报。大字报都是爬梯子上去贴,贴得很高,红纸上抄着斗大的黑字,他仰头来看,时间一久,红纸在阳光底下,变作漆黑的一团。


每天早上,老师从全班四十多人中抽查五六个,要求复述。陈徒手被抽中过,大字报上说的不能全懂,只知道是这个斗那个,他一字一句学舌:书记廖志高搞修正主义。


后来,大字报上的斗争和“运动”,变成了活生生的经历。1986年陈徒手从致公党中央调至中国作协创作联络部,发现“虽然拨乱反正很多年,作协还是很复杂,一直没有太平”。


1987年1月,党号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协也不断开展学习和运动。每次开理事会,左右两派争相发言,攻击对方观点是自由化,火药味十足。一次文代会,陈徒手做记录,王蒙说:这里有问题,你们不要动不动给中央报警。“可见当时有人没完没了地告状。”陈徒手回忆。


这年冬天,作协召开青年创作会议,会场设在当时西郊的金丰宾馆。白天讲文学理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晚上放外国电影。会连续开了八九天,外面下着雪,天色昏暗。


1980年代末作协整顿,书记、副书记免职,党组成员全部撤换,七十多岁的刘白羽重返作协,担任《人民文学》主编。1950年代“人人过关”的局面又出现了,风波过后,作协工作停摆,工作人员每天只好下棋打牌。陈徒手的办公室旁边就是档案室,从干校运回的档案,一麻袋一麻袋地堆在墙角。档案室同事找他去帮忙,整理完,他就把档案带回家去抄。这些“保密”的机关档案,陈徒手一直抄到1993年离开作协。


在档案系统的缝隙中淘宝


2003年前后,陈徒手和杨奎松都常在北京档案馆查档。几年后,杨奎松写了王芸生和《大公报》1949年后发生的转变,陈徒手则开始在《中堂闲话》、《炎黄春秋》发文讲述俞平伯、冯友兰等名校教授1949年后接受思想改造的始末。2013年,分别收录了这些文章的两本书——杨奎松的《忍不住的“关怀”》和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同期出版。


陈徒手佩服杨奎松废中寻宝的“神技”,以及和档案馆周旋的智勇。


一次,杨奎松无意中发现摆在档案馆大厅的书柜上,几本用来装点门面的刊物,竟是华北局1950年代的一份内刊,相当于今天各党委的“支部生活”,里面记录了党内处理党员的种种。杨奎松立刻埋头苦抄,抄不完,又申请复印,馆长一审查,这是机密,刊物封存。


《大公报》档案原本是中央级档案,1964-1965年该报下放到北京市,档案关系归至北京市委。杨奎松意外发现,派了七八名学生来代抄,突击两三天后,档案被封了。


档案管理不规范,查档需要一点“人品”。陈徒手采访完汪曾祺的儿子汪朗,还缺单位这边的说法,想去北京京剧团找人事档案来看。这天京剧团刚好有老同志去世,领导们都去料理后事,只留下两个小姑娘,听说要采访,很高兴,手一指:“你看吧。”粗麻绳捆着破破烂烂的一堆东西,上面用毛笔写了“汪曾祺”三字,里面的纸张质量不好,规格也不一,有簿册,也有稿纸,有时还用复写纸一式三份,陈徒手如获至宝。


抄上以后,档案处处长无可奈何,也就放任不管。十几万字,陈徒手抄了两三回,只能截取部分。《人有病,天知否》引用了汪曾祺“文革”后写的检查等材料,都是从未公布过的全新材料。事后在陈徒手提醒下,汪朗去京剧团索要档案,以防销毁,却遭到档案处的拒绝:家属是不能看的。


档案分类没有系统性,往往还文不对题,光看档案目录,根本查不到想要的内容。陈徒手有一阵研究梁思成,想查1960年代梁思成在历届北京市人大的发言,根据目录,什么也没查到。档案馆的做法是:把北京市人大的所有会议发言稿,钉成厚厚一本,陈徒手只好从头至尾翻阅,最后找到了梁思成的部分发言。


陈徒手读了市面上几乎所有梁思成的传记,编排得好看,卖得也好,但是“抄来抄去,没有新意”,最后强化的都是梁思成“解放后如何跟随社会主义道路”。陈徒手在档案和口述中发现梁思成的另外一面,则从未展现在世人面前。


“反右”时期,梁思成被批得很狼狈,到后来,他也开始批别人。他在斗钱伟长的会议上言辞激烈:“用我们的丁字尺,把你打成肉酱。”“打成肉酱”是“反右”时期工农兵的常用语之一。


一次北京人大会议,每当右派发言自我辩护,下面就有人递条子:让他滚下台去。主持会议的梁思成照本朗读,把右派赶下台。档案记录在陈徒手采访所获的口述中得到印证。漫画家李滨声当年被划右派,在会上做检讨,说到一半,梁思成收到条子,便一脸严肃,挥手喝道:下去!


另一个发现是,梁思成有一个时期喜欢琢磨《人民日报》,尤其社论的写法。他学习批判文章怎么写,学到最后,自己写起来也毫不费劲。1955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批判梁思成和其他几位教授的建筑思想,其他人检讨写了一个多月都没有过关,梁思成写了一篇,“极其深刻”,很快解脱了。毛主席说,梁先生都投降了,就别批评了。


“他像他父亲梁启超,文字感特别好,又摸透了左的气氛下的文章模式,不论哪一个政治运动,都写得很煽情,他念出来的效果也特别好。”陈徒手对南方周末记者评价。


最近他查到梁思成在1963年第二届人大会议上的发言,始终围绕一个话题:要小心保护农村的电器、机械。“三年困难时期刚过,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支援农业。他不厌其烦地谈这些问题,谈得极其琐碎,会议记录足有五六千字,”陈徒手说,“你也会发现,他那时候不谈政治了。”


那种环境里,没有干干净净的


不久前,王克明给陈徒手写邮件,他看了《故国人民有所思》一书中的冯友兰一章,觉得“比较中肯”。冯友兰是王克明的远房姨夫。资中筠向陈徒手转告了冯友兰女儿冯钟璞类似的看法,“冯钟璞向来眼光很高,看不中别人的文章”。


陈徒手对冯友兰的评价是:“他的经历有标本性质,他一直在斗争,又一直游离,关键时候他能收缩,永远是喘口气又活过来了。”


他这样理解冯友兰晚年参加“梁效写作组”:“就是给人家改写古文注释,并不是多大罪恶,结果被人说得那么恶心。”


即使忠厚如老舍,也会本能地规避危险。“‘右派’吴祖光挨斗,老舍会上也频繁发言附和。但私下他对吴祖光又很关照,吴祖光后来去北大荒劳改,老舍买一些吴祖光的画回来,送给吴的夫人新凤霞,用这种方式表达对他们的关心。后来吴祖光写文章,还感慨老舍先生做人还是挺好的。”陈徒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964年文化界整风,北京市委想要保全自己,便把老舍推了出去。1965年,批判老舍的文章写好了,《北京日报》排好了版,就等着发表。结果没有发——形势变成了不是整老舍一人,而是一批人,老舍躲过了这个关口。但在那之后,他不再受重视,往年北京人艺春节开联欢会都要请老舍来,1964年以后就没请他。老舍知道自己被划入另册了。真正的冲击是1966年文革开始。1966年8月,红色恐怖,那一个月特别厉害。但其实之后,整个形势就缓和了。老舍如果不自杀的话,就能扛下去了。”陈徒手对老舍自杀的理解是:“1949年以后他没吃过什么苦,突然间这样他受不了。”


“不能苛求他们,主要是时代很荒诞。像郭小川最后二十年其实很不开心,虽然他在《人民日报》写了很多文章,写英雄模范,现在看,都没法读,都是大话套话。《一个和八个》之前的诗歌,味道特别好,1964年以后,写大量政治小诗,都特别没有诗意,文革中很多人都模仿,成了一种套路。一个诗人的才华活生生被抹杀了。”陈徒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知识分子在特殊年代集体萎缩,陈徒手想展示的却还是他们美好和善良的一面。“像沈从文先生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完全是凭着对国家的尊重感写的。他研究丝绸,一件件过手,那本书才有这么厚重的感觉。这种职业感我很敬重。还有老舍先生,话剧一部部写,写完演几场,大跃进一过,这个戏也就过了。但他依然保持一种写作热情,那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新时代非常昂扬的热情。”


陈徒手常自问:换作我,会怎么样?“也许我还不如他们,假如不粉碎‘四人帮’,不改革开放,我们接下去都会是这个命运。”


高一,学校组织去农村劳动,陈徒手借来收音机,大家凑在一起听。不知是谁无意中拨到台湾“敌台”,正播报:北京军队出现了动乱,有人扔手榴弹,把刘伯承炸死了。大家听傻了,忘了去关收音机。有人揭发,老师盘问起来,同学齐齐指向陈徒手。



陈徒手吓坏了,那时正想入团,心想这下可入不了了。当晚,他趴在路灯下写检讨。不远处的树底下,老师在给同学讲著名手抄本“梅花党”的故事。“梅花党”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老师正讲到,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受“梅花党”派遣,回大陆接头,暗号是梅花形状的戒指,她跟王光美握手,发现对方就戴着梅花戒指,原来王光美也是特务!


陈徒手永远忘不掉:那晚的月亮出奇地大,他听着“梅花党”,胆战心惊,两手颤抖。写完检讨,他就在月光下念给同学听,声音也在颤抖。


三十年后,陈徒手在档案里看到夏衍和邓拓的经历,尤为感慨。“1964、1965年文化部整风,党组成员全体被整,也是把最大的目标——夏衍抛出去,夏衍倒台后,党组成员还是一个个被收拾。邓拓也是被北京市委抛出去,很多揭发材料都是北京市委同事写的。“一定要保自己——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难堪、最令人痛心的地方。当然,在那种政治环境中,人人都有当脏手的可能,这次不当,下次就要当,谁都没有干干净净的。”陈徒手说。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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